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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太多了，記不清！”于作國答。

“慢慢想，時間、地點，能想起多少說多少。”審訊人說。

“好吧，時間比較近的是今年五一長假那回，就在我家對門，聽說他們全家到外地旅游了，我就撬門進去偷了他家女人的絲襪；再往前還有3月初，好像是5區有家2樓……”于作國答。

“既然只是為了偷絲襪，怎么又想要殺人了？”審訊人問。

“她們三個那時都穿著長絲襪，我挺沖動的，想跟她們買，她們不肯，大腦一發熱就強奸了她們，完事怕露餡又把她們勒死了！”于作國答。

“詳細說說過程。”審訊人說。

“都差不多，先把她們打得鼻青臉腫，暈乎了，扒光衣服就‘干’了，完事用絲襪勒死她們，再打上一個好看的蝴蝶結。”于作國答。

“你確定她們當時都穿了絲襪，都是被你用絲襪勒死的？”審訊人問。

“當然，噢，有個是用睡衣腰帶勒的。”于作國答。

“哪個？”

“第……第一個吧。”于作國答。

“你看清楚了，這個腳上沒有絲襪。”審訊人指指首個被害人的現場照片說。

“哦……她的絲襪被我帶走了。”于作國遲疑著答道。

“弄哪兒去了？”審訊人問。

“那個……燒了，第一次殺人，過后挺害怕的，沒敢留著。”于作國放慢語速答。

“為什么后面兩個人的絲襪你沒拿？”審訊人問。

“我覺得絲襪綁到她們脖子上更刺激。”于作國這次回答得很干脆。

“為什么要把睡衣腰帶和絲襪系成蝴蝶結的樣子？”審訊人問。

“好看啊，絲襪那樣系著，感覺她們像是為我準備的禮物。”于作國答。

“你怎么會系蝴蝶結的？”審訊人問。

“沒事在網上看到的。”于作國答。

“為什么第三次殺人是直接撬門進去的？”審訊人問。

“我先敲了，可能她在上廁所或者睡午覺沒聽見，我以為家里沒人就撬了鎖，結果進去才發現有人。”于作國答。

“前兩次實施強奸之后，你怎么清理的？”審訊人問。

“就把那玩意兒射到報紙上，帶走了。”于作國答。

“為什么最后一次留下精液和指紋了？”審訊人問。

“那天我特別興奮，到最后又犯病了，醒過來整個人有點斷片，稀里糊涂就跑了。”于作國答。

“怎么想要來自首的？”審訊人問。

“聽說你們警察要對我們小區里的男的挨個驗指紋和d什么a的，我估計這回是躲不掉了，干脆就爺們兒點，認了！”于作國答。

……

觀摩完整個審訊錄像，又是接近午夜，窗外不知何時下起一陣急雨，清冷的空氣從半敞著的窗縫中撲涌進來，室內的燥熱感逐漸平息。韓印起身走到窗邊，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色復古鏡框，眼神空洞，望向無邊雨夜，陷入默默的思索。

而圍坐在會議桌邊的另外三人，已開始熱絡地討論。

杜英雄皺著眉頭，咂巴下嘴說：“感覺有些問題于作國還是比較含糊，說不定還真被耿昊蒙對了！”

艾小美不以為然，接下話：“我覺得是他干的，生理證據和隱蔽性證據都有，作案方式、動機等等，交代得也都很清楚。”

“我倒是特意觀察了，從微表情上確實看不出說謊跡象。”杜英雄緊著鼻子，不甘心地說。

“他有戀物癖，易于接受心理暗示，有偏執妄想的一面，會逐漸沉溺并絕對相信他幻想出來的東西，測謊對這種人作用不大。”佇立在窗邊的韓印，背著身插話道。

“戀絲襪是他的原罪，這點毋庸置疑，無論是入室盜竊，還是強奸殺人，都源于他對絲襪的過度迷戀。看剛剛的審訊錄像，提到絲襪時他眼神中的亢奮和欲望是顯而易見的。”顧菲菲順著韓印的話說，緊接著提出一個器質性方面的觀點，“這屬于性欲倒錯，可能跟他長期缺乏正常戀愛關系有關；或者說絲襪具有特定的指向作用，代表某個幻想對象；當然肯定也有青春期性壓抑的問題。除此之外，我覺得癲癇病的反復發作，長期服用副作用很大的抗癲癇藥物，可能會導致他患上‘慢性精神障礙’，這也是他人格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不會吧，說話挺順暢的啊，”杜英雄強調說，“思維和反應都不錯，實施作案也有一定反偵查動作，哪兒像是有精神病的人？”

顧菲菲笑笑，解釋說：“不是你想象的那樣，癲癇病慢性精神障礙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如咱們常見的慢性精神分裂；另一種，就屬于在性格方面或者說是人格發生了改變。區別就在于，后一種癥狀者具備正常的智力水平，也具備謀劃犯罪和逃避追查的能力，但因患病會出現易怒、敏感、妄想、暴躁、兇殘等行為特征。”

“話說回來，咱們是不是可以用‘戀物癖’的行為特征，來鑒別前后案件兇手是否同一呢？”艾小美思索了一下說。

“有一定可行性，但這個案子沒那么簡單。”韓印轉過身回到桌邊，似乎心中已有了某種答案，拿起桌上于作國的歸檔照擎在手上說，“像他這種人，對絲襪的畸形迷戀和敏感程度要遠遠超出常人想象，或許只是聽到別人提起‘絲襪’這兩個字，他心中都會蕩起一片漣漪，可想而知，當諸多媒體以及街坊四鄰總是在談論所謂‘絲襪殺手’的話題時，會激起他怎樣的興趣和關注。他一定會用盡所能去打探絲襪殺手作案的每一個細節，加之他平日就在整個社區中走街串巷撿拾廢品，對地理位置的熟悉程度自不必說，他能對案情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便不足為奇。”

“這么說，你傾向于作國是頂罪的？”顧菲菲從韓印上次插話便品出點話里的意味，所以此時并未顯出多少意外，“難道他只是作為一個盜竊分子，碰巧闖入第三起兇案現場的？”

“可能性很大。”韓印點點頭，習慣性抬手推了下鏡框，試著還原當時的情境說，“我相信于作國起初是以盜竊為目的，不過撬開門后發現女主人被殺，那可能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近女性裸體，加之系在脖頸上的絲襪對他有難以抗拒的誘惑，他便無法自控，當場做出自慰舉動。”

“對嘛，我就覺得這小子說話太有條理了，反而不正常！”似乎被韓印激發出靈感，杜英雄稍微尋思一下說，“殺人那幾起，案發地點供述極其精準，語言組織又過于正式，不是正常人說話的方式，顯得特別刻意。相比較，在供述盜竊案時，才更像是他真實的說話狀態。我覺得韓老師說得對，于作國應該只是對案子有特別的關注而已。”

“這確是一個反常點。另外，于作國說他投案前最近一次實施盜竊，是在案發當年的五一長假期間，也就是說之前他已經有過兩次強奸殺人的經歷，那么盜竊行為實質上是一種退化表現，不符合畸變心理發展的特質。”韓印接著杜英雄的話說，“如果于作國真的從一名戀物癖者升級為連環殺手，表明他的畸變心理發展到了一個相當深的階段，收集乃至偷盜絲襪已經無法滿足他的心理需求，他需要不斷體驗和挑戰更高層次的快感，即使出現退化也絕不會在那么短的時間內！”

“可為什么于作國的供述相對于案情來說基本都能在合理的范圍內呢？尤其還能給出隱蔽性證據，他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艾小美擰著眉頭問。

“這就是‘3·19’案讓人覺得撲朔迷離的地方，也是整個事件的荒誕之處。”韓印抿嘴笑笑，心里明白這小丫頭是想說他的論證還不夠充分，便補充說，“于作國其實未必有多高明，供述之所以未出大的破綻，是因為他以戀物癖者的思維邏輯揣測真兇的行為，恰巧與案情呈現出的畸形特征有一定吻合度，正如演員塑造角色，如果有了相應的生活，他的表演自然會真實生動。尤其于作國把自己代入案件，把幻想與真實、謊言與真相生動融合，并對此深信不疑，便更加讓人難以分辨。實際上這也是一種病，叫作‘犯罪性精神錯亂’。”

“我明白了，”杜英雄展開韓印的話題，“于作國交代盜竊手法和過程時，顯然說的是真話；犯罪現場有他的唾液，也表明‘因興奮過度導致舊病復發’所言屬實。那么利用這兩個真實的點，他很好地解釋了第三起案子與前兩起案子呈現出不同案情特征的因由，比如前兩起案子為什么沒有撬鎖痕跡，以及為什么只有第三起案子留下指紋和精液。至于為什么首起作案沒有出現絲襪因素，以及整個系列案件的作案動機，他都是以一個戀絲襪者的行為方式，給出了想當然的口供。現實中這些人會通過各種途徑收集絲襪做紀念就不必說了，也確實聽說過他們這樣的人會向陪酒女或者性工作者索要乃至購買絲襪，被拒的經歷應該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