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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廣地下有知，一定會不解這些歷史學家究竟與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過任何一個誣蔑他的機會。

其實，歷史學家們與隋煬帝沒有私仇，他們有的是公憤。因為在他們看來，繼“不守名分”之后，楊廣又犯了第二個大錯——“多欲好動”。

十三

“欲”在中國人眼里是一個充滿邪惡氣息的危險詞語。在它充滿渴望和張力的外表背后，潛伏著不可預知的懲罰和災難。在中國文化中，時刻標示著對“欲”的警告：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的鋼刀，氣是下山的猛虎，錢是惹禍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懸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分歧從某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貧窮文化與富足文化的區(qū)別。希臘—羅馬文明產(chǎn)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貧窮。貿(mào)易船隊源源不斷地從海外給希臘帶來巨額金幣，而羅馬帝國則靠對外擴張來攫取驚人的財富。富足的經(jīng)濟背景使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與當時的中國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臘人主張人在有限的年華里應該大膽地追求享樂。他們不吝于建筑豪華的浴室，聘請最好的廚師，購買許多奴隸來服侍自己。他們花巨資建起容幾萬人的劇場，為市民發(fā)放看戲津貼。羅馬人則有比希臘人更大的競技場、斗獸場、公共浴室與神廟。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羅馬人似乎生來就為了享受，他們每年的節(jié)日加起來長達三個月。公元106年，圖拉真在羅馬城慶祝達西亞戰(zhàn)役勝利，慶祝活動居然長達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樂的源泉，是人生的動力，是豐富這個世界的畫筆。

而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懼欲望和敵視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國文化的底色是貧困，數(shù)千年來，一直在貧困和人口壓力中掙扎的這片土地確實承載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說：“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和羅馬人提倡消費主義相反，為了“牢籠天下、防止競爭、預防混亂”，也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這片土地產(chǎn)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種節(jié)欲的人生觀。朱熹斷然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說，滿足自己的溫飽是一個人的權利。不過，在達到溫飽之后還奢求美味，那就屬于罪惡了。

確實，在物質供應持續(xù)匱乏的情況下，最高統(tǒng)治者的政治舉動經(jīng)常會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的痛苦。帝王們營建宮室、四處巡游、奢侈浪費，背后的代價常常是民不聊生，轉死溝壑。中國歷史學家據(jù)此認為，一切與皇帝的“欲”和“動”相關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險。“游觀”、“田獵”，這些離開皇宮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從春秋戰(zhàn)國時候起，我們就不斷地讀到勸諫君主遠離游獵、停止興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虛賦》、《上林賦》，以及魏征的《十思疏》。“改革”、“興作”，這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極其危險的詞匯。貧困文化是一種沒有進取心的文化。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穩(wěn)定，穩(wěn)定高于一切，省事優(yōu)于一切，“清靜無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會束縛在固定的軌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變地按照圣人規(guī)定的禮法原則運轉，那將是一個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狀態(tài)。現(xiàn)實即使千瘡百孔，多一事也永遠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為是保證危機不爆發(fā)的最好辦法。不興革，忌擾民，是傳統(tǒng)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則。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熄滅自己體內(nèi)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動的沖動，“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楊廣卻不這樣認為。事實上，在楊廣看來，父親最大的功績是給他留下了一個異常富裕的統(tǒng)治基礎。在父親的辛勤聚斂下，在他登基之際，大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歷代之冠。蘇軾稱：“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通典》記載隋文帝時期天下富足情況時說：“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陜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shù)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shù)千萬。而賜賚勛庸，并出豐富，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從小在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楊廣對財富的看法與父親不同。在父親看來，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財富聚斂起來。在楊廣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錢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覺真是太讓人興奮了，藩王雖然權力也巨大，卻根本不能與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萬物的主人，是人間的上帝。坐在龍椅上，一個人幾乎可以實現(xiàn)他身體內(nèi)所有的欲望，不管這個欲望多么富于挑戰(zhàn)。在繼位的前幾年，楊廣每一天都是在興奮中度過的。雖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稱，然而權力這劑興奮劑讓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繼日的工作絲毫也不使他感覺疲倦。雖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來后，他仍然精神抖擻。他感覺自己的大腦像是開到了最高擋的馬達，思路異常清楚，反應異常迅捷，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異常出色，一個又一個想法爭先恐后地跳進大腦，千萬條思緒如同飄云般迅速掠過。

幾十年的隱忍過去了，他現(xiàn)在要的是盡情享受。權力對他來講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來任意改造河山，對他來講，是一種如同藝術家在畫布上淋漓潑墨般的超級享受。事實上，只有揮動巨大的權力之柄，才能帶來與他的身軀相適合的運動量。所以，不管任務多么繁重，他從來都不會皺眉頭。除此之外，作為中國歷史上興趣最為廣泛的皇帝，他絕不放過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銳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洶涌澎湃的欲望。作為上天的寵兒，他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目的，就是享盡生活的瑰麗和壯闊。

他現(xiàn)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歡做的事。事實上，他也幾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據(jù)袁剛《隋煬帝傳》記載，他是中國歷代帝王中最熱愛旅游的人，也是唯一到過西部的人。他率十幾萬大軍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連山大斗拔谷，飽覽了由雪山、草地、浩瀚無垠的荒漠構成的西部風光。他從小就對自動裝置十分感興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裝有許多自動裝置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一共十四間，所有的房門、窗子及窗簾都安裝有自動裝置。當人進入時，門會自動開關，窗簾也會自動開合。他還命人制造過一個機器人，模仿自己一個寵臣的模樣，“施機關，能起坐拜伏”。他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招募行人，分使絕域”，遣使遠至中亞、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風土人情。對南方煙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他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時還是未知島嶼的臺灣探險。

他經(jīng)常冒出奇思異想。他聽說吐谷渾的波斯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就入雌馬兩千匹于川谷以求“龍種”，后“無效而罷”。就像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所說：“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tǒng)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jīng)，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試驗，并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xiàn)其個人風趣。”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搖頭不已。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創(chuàng)造力”、“新鮮事物”等詞匯都不是正面的，它們與另外一些可怕的詞匯——“不安分”、“破壞性”、“顛覆”——緊密相聯(lián)。

十五

因為有錢而且有閑，所以希臘和羅馬貴族才有多余的精力來發(fā)展自己多方面的興趣，靜靜地坐在莊園里進行學術研究，在求“實用”之上來“求真”，從而發(fā)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因為對財富有著毫不諱言的熱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擴張心態(tài)和進取精神。因為受“欲望”的蠱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動下，所以西方的科學技術才不斷發(fā)展。

而在中國，作為一個皇帝，“興趣廣泛”絕對是壞事。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在今天看來，作為少有的對技術改進與發(fā)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楊廣統(tǒng)治期間，是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工匠與技術專家可以大展才華的黃金時期。據(jù)劉善齡《細說隋煬帝》，大運河、趙州橋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間完成，而玻璃、可攜帶式水漏計時器等后來得以廣泛應用的發(fā)明，也出現(xiàn)于此時。然而，在傳統(tǒng)文化中，那些技術與發(fā)明都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所謂“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們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藝品。就如同吃飽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清世宗實錄》卷七五中記載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爭奇斗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于古人也。”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為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huán)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大自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jīng)有了圣人給出的板上釘釘?shù)慕忉尅母旧险f，這個世界上已經(jīng)沒有什么“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游”，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為，楊廣的欲望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毀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并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yè)并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著太多貴族公子的氣息。

那個曾經(jīng)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歷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jié)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面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吃飯。不修建覆壓數(shù)里、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看來，簡直就沒法游玩。沒有幾十萬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載，在政務之余，楊廣又創(chuàng)建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后擁，后面還要攜帶十余萬甲胄鮮明的龐大軍隊。

也許是文人氣質的體現(xiàn)，他對形式非常迷戀。形式對他來講，主要是能力、威嚴、與眾不同（與眾多帝王不同）的體現(xiàn)。在內(nèi)心深處，他覺得只有這樣前無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壯，才能配得上他這個古往今來最有才華、最富雄心、最高瞻遠矚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華麗的輦車中，俯視道路兩旁數(shù)十萬官員百姓在帝王的威嚴前匍匐戰(zhàn)栗，他心安理得。

毫無疑問，大業(yè)前期，他是整個大隋帝國，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張的人。他絕不委屈自己，絕不守陳規(guī)陋習，絕不浪費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著，就是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樂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然而，這位年輕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實現(xiàn)”、“燃燒生命”，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的過程，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之上的。帝國的百姓越來越感到有些喘不過氣來。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層的雄心與藍圖。他們只知道換了皇帝之后，勞役負擔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節(jié)奏工作的帶動下，國內(nèi)的幾項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據(jù)劉善齡《細說隋煬帝》，周長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僅僅不到十個月就出現(xiàn)了輪廓，而大運河的一期工程通濟渠用時更短，這段千余里長、四十步寬的河道，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楊廣的峻急嚴厲之下，大臣會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來完成任務。為了獲得皇帝的嘉獎，營建東都工程負責人把民工分為三班，晝夜不停。修治運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兒，女人也被征發(fā)來負責伙食。本來政府規(guī)定每人每年參加勞役最多一次，時間最長不超過一個月，然而大臣早已經(jīng)開始一年兩次，甚至三次地征發(fā)民工。嚴格的工期要求，以打罵為主要手段的嚴厲監(jiān)工，長時間、超負荷的勞動，惡劣的伙食，加上醫(yī)療、勞保設施的缺乏，已經(jīng)導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隋書·食貨志》所載，“僵仆而斃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當然是夸大其詞，但相當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人觀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點的。在醞釀規(guī)劃時，楊廣考慮了財政平衡、物資儲備、技術難題，卻獨獨沒有考慮那些提供勞役的底層民眾的承受能力。從出生開始，楊廣視力所及，都是奇珍異寶、雕門繡戶；所交游的對象，都是王公貴族、名爵顯宦；所關心的事情，都是軍國大事、人事升遷。他的生活圈子從來沒有踏出過貴族圈一步。僅僅是在打獵途中，他遠遠望見過普通民眾居住的低矮草屋，卻從來沒有產(chǎn)生過進去看一看的興趣。在眾人呵護中成長起來的人心中往往過多地裝著自我，給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骯臟、“愚蠢”的底層人，在楊廣眼里和他們這些貴族根本不是同一類物種，他們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給他們提供糧食、布帛和勞動力。他認為免除這些民工家庭的國家租稅，就已經(jīng)是浩蕩的皇恩。面對大臣奏報上來的民工死亡率過高的奏折，楊廣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掃，嘴角露出一絲冷笑：每一個擁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豐功偉績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十七

幸運之神并沒有被他那風馳電掣般的進取速度甩下，到現(xiàn)在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邊。自古及今，沒有哪個帝王的事業(yè)進展得如他那樣順風順水。從繼位起，大隋天下連年豐收，諸項大工程都進展神速，隋帝國在楊廣的領導下“凱歌行進”，皇帝的廢寢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與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見到了效果。大業(yè)五年（公元609年），他迎來了碩果累累的收獲之年，剛剛年屆四十的皇帝喜事連連，春風得意：據(jù)劉善齡《細說隋煬帝》載，這一年，一座嶄新的都城奇跡般地聳立于中原，這個新城周長六十里，規(guī)劃大氣，雄偉壯觀。宮城內(nèi)殿閣高聳，金碧輝煌；洛陽市里甍宇齊平，外碼頭上舳艫萬計，整個城市榆柳交蔭，通渠相注。楊廣正式命其名為東京。

大運河的巨型工程已經(jīng)接近尾聲。兩千里的運河已經(jīng)將黃河和長江貫通，這是有人類以來從沒有實現(xiàn)的奇跡，它必將成為全國經(jīng)濟價值最高的黃金水道。

朝廷設立的國家圖書館藏書達三十七萬卷，創(chuàng)中國歷代之最，楊廣親自主持編纂圖書三十一部，一萬七千卷。科舉制正式確立，大隋文治成就顯赫。

據(jù)袁剛《隋煬帝傳》，也就在這一年，隋朝大軍攻滅西方強國吐谷渾，在其故地設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將西域東南部地區(qū)納入了隋朝版圖之內(nèi)。自漢武帝以來，還沒有人有過如此輝煌的功績，隋朝疆域擴大到極點。

盡管楊廣已經(jīng)連續(xù)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錢糧，可是財富仍然滾滾而來，人口不斷高速增長。這一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匯報上來，隋朝疆域共有190個郡，1255個縣，朝廷控制的民戶達到890萬戶，全國統(tǒng)計出的人口4603萬人。《資治通鑒》說：“隋氏之盛，極于此矣。”

要明白這個數(shù)字意味著什么，只要與號稱中國第一盛世的“貞觀之治”做一下對比就可以知道了：貞觀時代的田地開墾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戶口不到三百萬，還不到大業(yè)年間的一半。

面對著大臣們送上來的連篇累牘的贊美和歌頌，楊廣心安理得。撫摸著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輕的肌肉，他感覺渾身充滿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長城，他卻將給后世留下功在萬代、遠比長城更有實用價值的大運河。漢武帝遠通西域，卻從來沒能把青海變成帝國的一部分。隋帝國的人口數(shù)量，已經(jīng)創(chuàng)了歷代之冠，國家財政實力也遠過秦漢……到現(xiàn)在為止，他已經(jīng)可以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閱史書時，他止不住地經(jīng)常想：未來的歷史學家會用什么樣華麗的辭藻來描繪自己取得的這些成績？

十八

楊廣怎么知道，后世在書寫他的歷史時，幾乎沒有提及這些治績。有的史書甚至故意把大業(yè)五年（公元609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提前到大業(yè)二年（公元606年），意即說明這些數(shù)字乃楊堅所創(chuàng)造，與他無關。

歷代史家?guī)缀醢阉械墓P墨都用來描寫他在位期間的一些“花邊新聞”。

他們說，皇帝喜歡排場，愛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給自己三萬六千人的儀仗隊裝飾帽子。為了滿足皇帝的要求，人們拔光了全國幾乎所有鳥類的羽毛。烏程縣有一棵巨樹，高達百尺，頂有鶴巢。人們?yōu)榱巳±销Q的羽毛，要伐倒這棵巨樹。老鶴恐怕樹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們熱衷于渲染楊廣舉行的游樂活動的奢侈壯觀。《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載，隋煬帝召集天下雜技演員：“大集東京，閱之于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鱉、水人、蟲魚，遍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

他們一再強調(diào)隋煬帝給天下人民帶來的痛苦：“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相望于道……”

相對于生命的短暫，中國人更重視的是聲名的久遠。以何種姿態(tài)進入歷史是每個大人物最為關心的事。從這個角度看，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也許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們坐在書房里，稍稍偏偏筆頭，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或者化神奇為腐朽。所以，如《新唐書·列傳第四下》中唐代宰相韋安石說：“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權力，是因為中國史學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懲惡揚善”、“以史為鑒”、“使亂臣賊子懼”。目的決定手段，為了有效地“揚善”和“懲惡”，讓人“感動”或者“恐懼”，就必須采用“典型寫作”的方法，使善惡對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愛什么、恨什么、學習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寫作”的秘訣非常簡單，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優(yōu)勢，向讀者提供單方面的信息，令讀者“偏聽則暗”，誤以為歷史人物或者是毫無缺點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從頭壞到底的十惡不赦之徒。這些技巧在隋煬帝的歷史寫作中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重視歷史，從有文字開始，中國歷代都設有史官，中國史書的浩繁，為世界所僅見。然而，也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在歷史中肆無忌憚地造假：與其說中國古代歷史是一個記錄的過程，不如說主要是一個抽毀、遺漏、修改、涂飾和虛構的過程。<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