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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他幻想著可以通過藩王掌握軍隊來捍衛朱氏天下的安全。結果自永樂年間起，親王引兵作亂不斷。這種狀況導致歷代皇帝不斷致力彌補這個漏洞。皇帝們一方面保證皇族們生活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極力強化對皇族特別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這種控制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為了怕王爺們聯合地方勢力作亂，皇帝規定，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彎兒，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明史·諸王傳》贊語評論說：“有明諸藩……防閑過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后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于此。”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王爺們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級囚徒。他們“徒有虛名，坐靡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由于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他們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為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決定之下，明代中后期開始，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育競賽，各地王爺在床上拼命播撒種子，為了多生孩子，他們拼命招納妻妾，強搶民女。他們把妻妾的生理期編列成表，按期臨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緊鑼密鼓的床笫戰爭中，生育紀錄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來是中國人的不二信條。揮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給自己子孫規定的光榮任務。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氣壯，生得光榮坦蕩，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對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員來說，皇室生育紀錄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著為茶余飯后的八卦閑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著每個老百姓身上負擔的一次次加重。

王爺的增加，必然導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擴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葉之后，全國人均土地不斷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擴大。許多王府擁有的土地動輒萬頃：景王、潞王的莊田多達四萬頃；福王莊田兩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三萬頃；吉王在長沙有地七八十萬畝；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歸各王府所有。

皇族們的俸祿都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數的幾何式增長，意味著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八十七萬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萬石增長到六十九萬石。湖廣的楚王府，由一萬石增長到二十五萬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實際上意味著國家財富分配中，權貴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這片江山上的億萬人民存活的真正意義，歷來就是給一家一姓提供膏血。這本是中國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明王朝的臣民對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離譜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從明代中期開始，各省的長官驚慌地發現，他們全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財政收入為八十四萬石，而需要供應給王爺的是一百九十二萬石。“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嘉靖年間的大臣們紛紛焦慮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現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場景：“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將來圣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后？”

這僅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個原因。事實上，中國老百姓都特別通情達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著頭打下來的，是用千萬個人頭換來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如果不是這樣，倒不符合中國大地的天理人心了。問題是，國家規定已經如此優厚，皇子龍孫猶有不足。他們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把觸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領域，無利不取，無所不為。

皇族往往與巨商相互勾結，進行行業壟斷。這些親貴利用自己的關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轉手批給商人，再從商人那里分得巨額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都被他們壟斷。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權，控制了當地的食鹽銷售。他們不顧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鹽價，以致最底層的老百姓長年買不起鹽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礦山，只要證明有利可圖，皇族就會通過向皇帝乞請或者巧取豪奪的方式，搶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縣中極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賜給福王的土地中，有兩萬頃本來規定在河南，但因為河南好地圈盡了仍然不夠，不得不跑到湖廣、山東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書說，有明一代，“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

各地王爺經常向皇帝哭窮，向皇帝索要各種特權。許多地方的收稅權都陸陸續續劃歸了各地王府：周王擁有開封的稅課權，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處，潞城縣的商稅被賜給了清源王，屯留縣的則歸遼山王所有。平遙王說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寬裕，皇帝命令，把黎城縣一年的商稅劃給他。

通過種種巧取豪奪，皇族山積了天下最多的財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貨賂山積”，金錢百萬。陜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權貴集團暴利滾滾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頓。從明代中期開始，歷代皇帝不斷通過“加派”等手段，將宗藩費用進一步轉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負擔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農民甚至“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

四

以上種種，畢竟還屬“合法”或者符合潛規則。然而這仍然不能滿足皇族的欲望和沖動。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特權總會走到極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為非作歹、窮兇極惡為他們積累了更大的民怨。

雖然國家明確規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務，但許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務，一旦有求不遂，他們就依仗自己的龍子龍孫身份對地方官員橫加欺凌。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因為不滿縣官處罰他的仆人，公然當眾毆打知縣。晉王府的河東王等人辱罵毆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謂“挾奏有司，擅入府縣，凌辱毆置，習以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寧化王府的宗儀，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動手毆傷了堂堂布政使這樣的朝廷大員，“求索祿糧不遂，圍布政司門，毆傷左布政使劉望之”。

因為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許多王府已經成為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自身也淪為黑社會頭目。嘉靖五年（1526年），慶成府的輔國將軍藏匿大盜被人告發；隆慶二年（1568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群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劫財……

至于強搶民女之類的經典橋段更是無地無之。在特權庇護下，皇族已經淪為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為低下的一個群體。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后奪民妻女無算”。武邑王在父喪期間“居喪無禮，置酒作樂，召妓者歌舞，極諸淫縱，內使諫者，輒非法拷掠，或觸其怒，以石鼓壓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

五

雖然民怨重重，但是各地皇族絲毫不予理會，他們理直氣壯：拼命享受，就是對列祖列宗提頭血戰最好的回報。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大明王朝，皇族們確實是最幸福的一個群體。兩百多年的飛揚跋扈、狂吸痛飲，享受到巔峰了。

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孫突然發現，他們的宴席不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更可怕的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場兩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費的，結賬的時候到了。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是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之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太原總兵姜瓖據其親見親聞，向皇帝匯報說，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毀，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南疆逸史》也說：“明之天潢，迨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

讓我們先來看看皇族人口增長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晉王、代王兩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達數萬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揮軍進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殺皇族。起義軍陷山西平陽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陽后，也首先搜殺“宗紳”，以致“彼汾一方，幾成羅剎鬼國”。

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軍“捕晉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殺之”。這四百余人都是晉王一系的高級皇族。接著，因為“恐（中低層）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余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經過這兩次殺戮，山西晉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殺殆盡。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內，代王朱傳?以下的四千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盡。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鋒同赴井殉國，翟山王效欽、陵川王效鏗等相繼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執不知所終。姜瓖在啟本中說：“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四千余，闖賊盤踞居六日，屠戮將盡。兼過天星、張天琳，百計搜查，幾無噍類。而素居州縣潛匿鄉村與逸出者，所存無幾……”總計以上數次，李自成軍僅在山西一地就殺掉朱姓子孫一萬多人。

山西一省僅是縮影。事實上，盡管李自成以“不嗜殺”聞名，但是他兵鋒所過之處，那些朱姓王爺幾乎沒有活下來的。

崇禎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寧，萬安王朱采輕被捕捉，在西關被公開處死。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陽，殺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殺，“其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難”。鎮國將軍朱翊至向皇帝匯報此事說：“闔府宗儀，屠戮大半。此受禍之極慘者也。”崇禎十五年（1642年）閏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寧，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諸王被殺于泌陽。十二月，李自成軍入荊州，湘陰王朱儼尹全家皆被誅。崇禎十六年（1643年）抵蘭州，執肅王朱識鍺，“宗人皆死”……

而張獻忠軍本以玉石俱焚為特長，所過之處，諸王掃滅，更是題中應有之義。與眾不同的是，他在殺法上常有新創意。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陽，執襄王朱翊銘于南城樓。朱翊銘跪地乞生，張獻忠賜給了他一杯酒，說：“吾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接著“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尸于火”。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俘獲楚王朱華奎。這次，他想出了一個新花樣，“以便輿籠王沉西湖，遮其金數百車盡”。宮殿樓閣近千間，“壯麗近于皇宮”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與和平時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戰亂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創了社會各階層之最。明末起義軍誅戮明朝皇室成員，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徹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論是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是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是拒不交代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財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所用的詞都是“盡”“皆”“合族”。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據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場。萬歷皇帝以與民爭利聞名史冊，他派出大量礦使稅監，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災荒，舍不得拿出錢來賑濟。然而小兒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時，萬歷皇帝一下子拋出三十萬兩巨款；給朱常洵在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超過祖制規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時，萬歷一下子賜了上等良田四萬頃。有了這樣巨大的財富和如此眾多的特權，朱常洵還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官校藐法，橫于洛中”，中使四出，“駕貼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在“穩定”時期，福王的權勢看起來如泰山，誰都不敢觸動。然而，一旦社會動蕩起來，王府的高墻就如同紙糊的一樣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戰爭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福王朱常洵倉皇縋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廟中潛藏，第二天被起義軍抓獲。這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親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浹背，乞求李自成饒他不死。李自成不為所動，他當眾斥責福王朱常洵：“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橫飛之后，再一刀梟首，將頭顱示眾。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軀體，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雜鹿醢嘗之，名曰福祿酒”，剔去毛發，拔掉指甲，又殺掉幾只鹿，放在一起燉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這一事實說明，皇族兩百多年的為所欲為，積累了太多的憤怒。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不得不以自己這一代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為自己，也為以前數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賬，就像以前每一個王朝末期一樣。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著“打倒元朝特權階級”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這座大廈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權貴、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

末代帝王的命運曲線

如果把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命運做成一張圖表，我們看到的是一條明顯的下滑曲線，雖然偶有波動，但基本上是越來越慘。

秦代以前，亡國之君雖然失去了國家，但不會失去尊嚴。商湯俘獲史上第一個亡國之君夏桀之后，將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邊還有幾個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貴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來，商紂王性格比較剛烈，于鹿臺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場和夏桀應該一樣，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嘆息之余，將紂王的兩個兒子武庚、祿父封為諸侯，讓他們分邦建國。

直到春秋戰國時期，雖戰亂重重，不斷有諸侯被滅國，但是勝利者對亡國之君一般都是以禮相待的。就拿著名的吳越恩仇來說，勾踐臥薪嘗膽滅了吳國之后，并沒有想殺掉夫差。他的計劃是遷夫差于越國東部邊陲，封他一百戶以養老。倒是夫差自己羞愧難當，自殺而死。

之所以如此優待，是貴族政治的風度使然。在秦始皇以前，中國社會一直是貴族社會，“禮”是政治的最高原則。對貴族來說，勝利是重要的，風度更為重要。考察世界歷史，歐洲人也是這樣做的。歐洲政治中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做過國王的人即使被從王位上拉下來，也會受到必要的禮遇。

雖然秦始皇的后代基本上都被殺光了，但秦代之后，善待亡國之君的政治傳統又一度恢復。比如漢朝末代皇帝漢獻帝劉協，下場就比較有面子。曹丕稱帝之時，識時務的劉協親自“勸進”，明智地配合曹丕完成所謂“禪讓”儀式，讓曹丕避免了篡位的惡名，順利當了皇帝。過后，劉協被封為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仍然可以用漢天子禮樂，甚至行漢正朔。劉協太太平平地當了十四年山陽公后，得以善終，終年五十四歲。死后，他不但被謚“孝獻皇帝”，還被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在他身后，他的兒孫劉康等人相繼繼位，山陽國存在八十九年，直到永嘉年間被少數民族所滅。對一位亡國之君來說，劉協可謂功德圓滿，幸運得空前絕后。蜀國末主劉禪和吳國末代君主孫皓的命運也與此大致相類。

曹丕導演“禪讓”大戲之時，肯定不會想到，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權臣司馬炎以幾乎同樣的手段，從他侄孫曹奐手中奪取了皇冠。曹丕代漢的成功演出，為后世樹立了范本。在這之后，西晉、宋、齊、梁、陳、北周、北齊、隋、五代的梁朝及大宋王朝，都照葫蘆畫瓢，將“禪讓”劇本搬演了十次。

開始幾次，大家都是搬演舊本，規規矩矩，亡國之君都得到了善終。對亡國之君首開殺戒的是南朝宋主劉裕，本來東晉末帝司馬德文也很懂事，十分識相地在禪位詔書上簽字，又不等劉裕“三讓”就搬出皇宮。劉裕也按歷代規矩，封了司馬德文一個爵位。然而，中國歷史的內核在此時悄悄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皇位的爭奪者由平民階層轉向了流氓。劉裕是市井無賴出身，根基太淺，士族并不真心擁戴。何況稱帝之時，劉裕已經年近七十，司馬德文正是年富力強的三十六歲。司馬德文的存在，讓劉裕不能安枕。即位不久，他派兵將司馬德文殺死。接著，又對司馬一族痛下殺手，幾乎夷殺了司馬全族，開后世之君屠殺遜帝及先朝宗室之先河。

從那之后，中國改朝換代的模式發生變化：新皇帝逼舊王朝末帝禪讓后，先封前末帝為王，然后再找機會暗殺并滅族。南朝的齊王蕭道成逼劉裕重孫子劉凖遜位，蕭道成的后代蕭寶融禪位于梁王蕭衍，蕭衍的后代蕭方智禪位于陳王陳霸先，都是這個做法，一絲不差。陳霸先封蕭方智為江陰王，全食一郡。一年之后，陳霸先派親信前去誅殺蕭方智。十六歲的蕭方智繞床而跑，邊跑邊哭喊：“我不愿當皇帝，陳霸先非推我入帝座不可，現在又要殺我！”士兵追了好幾圈，才抓住蕭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

這種先封后殺的把戲一直足足玩了八次，到了五代時期，那些末代皇帝才算回過神來。五代時期的末代皇帝中有兩位是自殺而死，免得受二茬罪。后梁末帝李友貞是國破后自刎而死，后唐末帝李從珂是國亡后自焚而死，都算是比較明智的。

不過，被直接殺死，還算不上末代皇帝中最慘的，最慘的是像北宋徽、欽二帝那樣在無比屈辱的流放中受盡折磨后死去。被流放到北方邊地后，趙氏父子倒是“經得住打擊”，選擇了頑強地活著。他們被關押在一座小院里，在朔風沙塵中吃著不堪下咽的食物，靠回憶往事過活。徽宗在惡劣的環境中患了重病，雙目失明，忍受了九年俘虜生涯后凄慘去世。而趙桓在黑龍江的冰天雪地里足足受了三十五年的罪，才在絕望中死去。

長平公主的最后結局

“汝何故生我家！”這句中國歷史上慘痛的名言，是崇禎皇帝說給長平公主的。

1644年，本來應該是長平公主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這一年公主十五歲，正值豆蔻華年。史載她“喜詩文，善針飪”，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女子。皇帝已經為她選定了翩翩佳公子都尉周世顯為駙馬，可惜天翻地覆的局勢讓婚禮一推再推。

農民軍攻占北京城的速度遠超出崇禎皇帝的預料，更讓深宮中整理嫁妝的公主毫無思想準備。《明史》載：“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當時，崇禎命周皇后自縊，長平公主聞訊前來，看到皇后的尸體，痛哭失聲，跪在地上，爬上前想抱住崇禎皇帝的膝。崇禎一腳把公主踢翻，說道：“汝何故生我家？”舉起劍來，劈頭砍下。公主下意識地抬起左臂一搪，劍鋒從左頰掃過，左小臂從肘部下面被齊齊斬斷。公主哼了一聲，昏倒在地。皇帝上前一步，想砍下公主的頭，手卻劇烈地顫抖起來，說什么也握不住劍，“手栗而止”，轉身出了壽寧宮。<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