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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鮮人？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鮮人？

明成祖朱棣在中國歷史上是頗有作為的君主，他出生于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之際。當時，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爭奪天下，當時尚無朱棣生母的爭論。等到朱棣奪位以后，被正統(tǒng)思想濃厚的封建史學家們譏為“赧顏人上”，斥為“燕賊篡位”，視為“叛逆”。關于他的生母是誰的問題突然敏感起來。自永樂時期以來，各種官方史書和野史上都對成祖生母問題有所記載和猜測。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以下四種說法：一說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孝慈高皇后，也就是大腳皇后馬秀英。馬秀英，鳳陽宿縣（今安徽宿縣）人，濠州紅巾軍郭子興養(yǎng)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郭子興將其許配給部將朱元璋。當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興的猜忌，馬氏多次從中調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冊封她為皇后，對她十分信賴，多次聽從她的意見寬免大臣過錯，因此有人將她與歷史上的賢后唐代長孫皇后相提并論。馬皇后是朱棣的母親是官方的權威記載，《明太宗實錄》說：“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標，次秦愍王，次晉王，次上，次周定王。”肯定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為馬皇后親生。《明史·成祖本紀》也說：“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但是除朱棣外，馬皇后親生皇子都有誰，在各種史籍中又有著不同的記載。一種說法認為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晉王、燕王、周王。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馬皇后只親生燕王、周王。其實，《太祖實錄》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為了抹殺自己即位前的真實事實，曾兩次改修《太祖實錄》，刪減篡改之處甚多，因此他將自己的親生母親說成是馬皇后是很有可能的。明成祖的母親是馬皇后的說法雖然在正史中一脈相承，眾口一詞。但據(jù)民間傳說，馬皇后并沒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標、四子燕王朱棣等都不是她的親生兒子，而是由宮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搶了過來據(jù)為己有。

第二種說法是，朱棣的生母為“妃”李氏。成祖為馬皇后所生的說法到了明中后期就受到了質疑，而妃說浮出水面。妃是高麗（今朝鮮）美女，長得花容月貌，深得朱元璋寵愛，說她是明成祖生母的主要根據(jù)是《南京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禮樂的機構，皇家宗廟的祭祀就由其負責。據(jù)《太常寺志》記載：“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和李清見到這樣的記載也無法判斷孰是孰非。錢謙益當時是南明弘光朝的禮部尚書，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職務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時機，悄然打開孝陵寢殿，“入視果然，乃信”。

另外，明代的沈玄華在《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十四韻》寫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棲。眾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意思是說妃的靈位之所以單獨放在西面，是因為她是成祖的親生母親，因而成祖獨獨突出她的位置，不與別的妃嬪放在一起。但事實上朝鮮向中國稱臣送貢女是在1365年，而史籍上明確記載，朱棣生于1360年，其時朱棣已5歲了，難道朱棣是她從朝鮮帶來的？顯然是不可能的，根據(jù)這種推測，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說法也不靠譜。

第三種說法是元順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順帝的第三福晉，是太師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兒。元順帝敗，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見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邊。然而她入明宮時就已經懷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順帝的遺腹子。其實這只是民間的傳說而已。徐達攻陷大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兩者相差達8年之久。這種情況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罰過嚴、朱棣殺戮過重，從而導致民情激憤，因而編造謠言以發(fā)泄胸中的不滿情緒，以至于以訛傳訛。

還有一種說法是成祖為蒙古女人甕氏所生。主要記載于清代《廣陽雜記》。然而《廣陽雜記》本來就是一部記敘佚聞趣事的書，作者劉獻廷也說這是他聽到的古老傳說，沒有指出確實的根據(jù)，它很可能是洪吉喇氏之說的另一個版本，因而也是不足為信的。

以上種種說法，都有漏洞。實際上，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馬皇后是確鑿無疑的。靖難之役后，明成祖雖然限制任何對自己不利的記載，但是他左右不了國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朝鮮使臣權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謁當時的燕王，權氏著有《奉使錄》記其事，其中有詩題云：到燕臺驛，進見燕府。先詣典儀所。所官入啟，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禮。命奉嗣葉鴻伴接到館。七月十五日也。

此處“先太后”當是從漢制之稱諸侯王母，顯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詩題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高皇后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顯然不合。洪武二十二年，當時朱元璋還在位，朱棣還不存在嫡庶之差別問題，因此他對外國人也不遮掩其真實生母身份。所以，成祖非馬氏所出無可懷疑。

那么，朱棣為何一再強調自己是嫡出呢？這是因為明朝的皇位繼承制為嫡長子繼承制，只有嫡子繼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則會危及皇權的穩(wěn)定。特別是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將建文帝趕下臺后取而代之，更恐難以服眾。他擔心后人說他篡權，所以才千方百計強調自己嫡出的身份。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伎倆，是不足為怪的。而明成祖的生母到底為誰我們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發(fā)現(xiàn)了。

明成祖為什么屠殺三千宮女？

明成祖為什么屠殺三千宮女？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年號“永樂”。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來被封為燕王，后通過“靖難之役”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取了皇位。即位后，五征漠北，80萬大軍下安南，浚通大運河，大規(guī)模營建北京紫禁城，7次遣鄭和下西洋，其文治武功為其在歷史上留下美名，可以說他完全有資格躋身著名帝王之列。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又是一位極為暴虐的皇帝，他不僅在靖難之役后屠殺了前朝大臣及家屬14000多人，后來，他還暴虐地屠殺了宮女3000多人。那么，明成祖為什么要制造這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呢？

永樂初年，國家逐漸恢復強大。朱棣追求享樂主義，后宮美女漸多。永樂五年（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一直沒有再立皇后，王貴妃和賢妃權氏是他最寵愛的妃子。權氏是一位選自朝鮮的美女，天姿國色，聰明過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簫，成祖十分憐愛她。永樂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軍出征，特地帶權賢妃作為隨侍嬪妃宮女，隨軍出塞。沒有料到，這位獨得天寵的妃子，在大軍凱旋回京時，死于臨城，葬在嶧縣。成祖?zhèn)挠^。

恰在此時，宮中發(fā)生了兩名姓呂的朝鮮宮人與宦官相好之事。這原本是件極其平常的事，因為歷代宮中都有宮人和宦官相好之事。宮中的很多宮女殯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寵幸，便和宦官相好，雖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給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顧，這種現(xiàn)象宮中稱之為“對食”，與宦官對食的宮女稱為“菜戶”。此舉雖然不合規(guī)定，但應該不會招來什么殺身之禍。但此時成祖正經歷喪失愛妃之痛，于是下令徹查。這兩名呂氏中有一為朝鮮商賈之女，史稱“賈呂”，賈呂與呂氏素來不合，賈呂為報復呂氏，并免掉自身罪過，便向成祖造謠，說是呂氏串通太監(jiān)和銀匠用砒霜毒死了權賢妃，成祖一聽，非常暴怒，在沒有仔細調查的情況下當即下令誅殺了被舉報的太監(jiān)和銀匠，對呂氏則采用酷刑，用烙鐵一直烙了一個月，呂氏被烙得體無完膚而死。明成祖怒火難熄，又下令誅殺了跟呂氏有關系的婢女、丫環(huán)等數(shù)百人。

第一次屠殺過后第十年，也就是永樂十八年（1420年），成祖獨得天寵、準備立為皇后的王貴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經歷喪失寵妃的傷痛。賈呂與宮人魚氏私下與小宦官結好之事又在此時發(fā)生了。成祖甚為惱火，雷霆大發(fā)。對宮女賈呂、魚氏等嚴刑拷打，賈呂于酷刑嚴逼之下，供出十年之前呂氏勾結宦官毒死權妃的事情，乃是自己的誣告，成祖聞言更加暴怒，下令動用株連之法，將與她有關的一干人眾悉數(shù)抓來嚴刑逼供，成祖甚至還親自審問，希望得到更多的密謀。賈呂和魚氏恐懼萬分，上吊自殺了，但明成祖并不肯善罷甘休，又將賈呂、魚氏身邊的婢女、丫環(huán)作為審訊的重點，看賈呂等人是否還有其他陰謀。有些宮婢受不了酷刑折磨，竟然誣稱后宮有人要謀害皇帝。此話一出，引發(fā)了朱棣的狂暴，激起了他嗜殺的本性，于是他下令重查后宮謀逆大案，這時后宮諸妃嬪、宮女之間將平時積累的恩怨一一發(fā)泄，相互指責、相互陷害，結果以謀逆之罪而被抓的宮女達到2800余人。

對于處理這些“罪犯”，朱棣竟殘忍地下令全部處以剮刑！所謂剮刑，即是后來的凌遲，是用刀片將犯人的肉一小塊一小塊的割下來，讓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劇烈痛苦中死去，凌遲的刀數(shù)從數(shù)十刀到上千刀不等，直到剮得露出白骨、內臟等才讓犯人死去，是古代諸多刑罰中最為殘酷的一種。明成祖親臨現(xiàn)場監(jiān)刑，他這種喪心病狂的處罰引起了宮女的強烈憤怒，行刑現(xiàn)場有宮女大罵朱棣，說他年老體衰，不能照顧宮女，宮女們與宦官相好又有什么罪過！朱棣大怒，讓畫工畫了一幅賈呂與太監(jiān)相擁而抱的圖畫掛在后宮，以羞辱無辜的宮女。據(jù)《李朝實錄》記載，在朱棣虐殺宮女的時候，突然有雷電擊到宮殿的檐角，宮女們心中暗喜，以為這是蒼天開眼，要阻止明成祖的暴行了，然而朱棣不為所懼，繼續(xù)下令戮殺宮女，“不以為戒，恣行誅戮，無異平日”。就這樣將2800多名宮女全部殺死。

這兩次大屠殺，共使3000余人成為刀下冤魂，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喪心病狂，有學者指出，不僅是因為他的兩個最為寵愛的貴妃先后暴死，讓其傷痛欲絕，可能還與他身患疾病有關，據(jù)《明史》記載，明成祖晚年身患疾病，經常突然之間發(fā)狂，一旦發(fā)作起來就難以控制，產生狂暴異常行為，甚至殘忍地殺害無辜的人。這樣看來，在朱棣先后失去兩個愛妃之后，心智已經失常，做事失去理智，從而歇斯底里地虐殺了3000宮女，釀成了令人發(fā)指的千古慘案。

鄭和下西洋的“寶船”有多牛？

鄭和下西洋的“寶船”有多牛？

鄭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陽州（今昆明晉寧縣），原名馬和，小字三保（后又稱三寶），11歲時凈身進宮，后當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謀，屢立奇功，便賜姓“鄭”，改稱鄭和，并提拔為內宮太監(jiān)。經過元末的戰(zhàn)亂之后，朱元璋和朱棣都采取了發(fā)展農業(yè)、扶植工商業(yè)的措施，使明初國力逐步強大起來。同時，朱棣在政治上又加強中央集權，消除諸王勢力，充實軍事實力，開拓、鞏固邊疆，維護國家穩(wěn)定。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奠定了明王朝開拓對外交往活動的基礎。

朱棣攻下南京后，始終沒有找到建文帝朱允，朱棣懷疑他逃到了海外或者隱匿于某個海島上。還有一點是，洪武中后期，東南亞一帶許多國家再沒有按期向明王朝納貢，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喪失，還有些地區(qū)的首領甚至阻礙、破壞中國官方、民間的對外海上貿易，朱棣對此難以忍受。于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在朱棣腦際中出現(xiàn)，那就是派遣使節(jié)，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嚴，恢復和擴大對外邦交，鄭和在這個時候承擔起了歷史的使命。

造船業(yè)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造船技術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西周時，建造的海船就能東達日本。秦漢時，更能遠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到了唐代，我國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時代，又增大船體，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針的運用，使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安全可靠。歷史悠久的造船業(yè)和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加上明初強盛的國力，為鄭和能大規(guī)模地建造遠洋船隊出使西洋，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和物質條件。

為盡快造出下西洋所需的艦船，鄭和派員協(xié)助新建和擴建了許多船廠。船廠分工很細，木工、鐵工、篷工、櫓工、索工、漆工，樣樣齊全。大船廠還附設許多小作坊，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造船體系。據(jù)《明史·鄭和傳》記載，經過緊張準備，明朝共造出航海“寶船”63艘，最大的長44丈4尺，寬18丈，普通“寶船”的實際尺度雖無記載，但也是“體勢巍然，巨無與敵”。巨型“寶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xiàn)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4層，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200人才能啟航，一艘船可容納千人。《明史·兵志》也記載說：“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除了“寶船”還有4種船，分別是“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糧船”，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戰(zhàn)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可見，鄭和所率領船隊的船只，有的用于載貨，有的用于運糧，有的用于作戰(zhàn)，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細致，種類較多。我們可以說，鄭和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xié)助船只組成的規(guī)模宏大的船隊。

但是，近來卻有專家學者懷疑鄭和下西洋船隊中巨型“寶船”是否真的存在過。他們認為明永樂年間，朱棣施政辦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當時最大的木結構實體。其大小也不過寬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號寶船上僅船樓的面積就大大超過了它，從封建的宗法禮儀上講，作為宦官的鄭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鄭和寶船的長寬比例不協(xié)調，“長44丈4尺，闊18丈”，長寬比大致為2.4666∶1，比例之小使“寶船”看上去簡直就是一個方盒子。再次《天妃經》卷首插圖顯示鄭和下西洋船隊雄姿，圖中的船型應當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卻不是巨型寶船，巨型寶船既巨大，又重要，理應充當“主角”，為什么反而不被描繪呢？

肯定鄭和船隊有寶船的專家認為，在中國古代，宮殿的營造法式是有嚴格的等級界限，而艦船則被視為海上的移動城池，屬于軍事設施的一種，兩者并不具備可比性。近年來在我國沿海地區(qū)陸續(xù)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時期的古船遺骸，其中有的古船經測算，其長寬比大致約為2.4∶1，雖然這些船的尺寸不能與寶船相比，但也證明了宋明時期我國的確存在一種“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經過對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考古研究，發(fā)掘出一根約15米長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寶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經》卷首插圖沒有描繪巨型“寶船”之事，很可能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占主體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寶船”，于是畫作對其描繪而不描繪少量的巨型“寶船”，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圖泰（1304～1377年）游記中早已記錄中國巨大的12張帆可載千人的海船，這也可作為12帆載千人的“寶船”的旁證。

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開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遠航，從此揭開了我國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輝一頁。

鄭和航海，主要依據(jù)的海圖是《針經圖式》，此圖是依據(jù)沿海船民的實際經驗，結合當時的航海技術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這份寶貴的《針經圖式》早已失傳。但《鄭和航海圖》流傳至今，此圖共40幅，詳細記載了從南京下關寶船廠出發(fā)，出長江口，沿蘇、浙、閩、粵海岸航行，跨過南海及印度洋，抵達非洲東海岸的航線。這種航線，系借用羅盤，采用“更”、“托”、“針位”加以確定的。以60里為“更”，以“托”避礁淺，以“針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隨時掌握航行幾更可到某地；又必須沉繩海底，測量水深幾托，探知何處有暗礁；還需根據(jù)針路，察明海島的方位。《鄭和航海圖》中詳細地描繪著航經各國的方位、航程之遠近及航行之方向，對何處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淺灘，都一一標明。這樣，在海上航行也就無異于在陸地上走平道了。

鄭和下西洋船隊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羅盤，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這種羅盤的精度很高，采用24個方向，各以天干地支與八卦五行命名，標記方位，這是當時最先進的航海技術。

在“寶船”、海圖及羅盤針的配合下，鄭和從永樂三年率領龐大船隊首次出使西洋開始，在以后漫長的28年間，歷經亞非30余國，涉10萬余里，與各國建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聯(lián)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偉大歷史壯舉。鄭和在第7次下西洋時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鄭和把畢生精力貢獻于航海事業(yè)，是世界歷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變的罪魁禍首是誰？

土木之變的罪魁禍首是誰？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懷來縣東的土木堡曾經發(fā)生過一場大戰(zhàn)。這次戰(zhàn)役的結果，使“一代國君”淪為“階下之囚”，50萬大軍全軍覆沒。這就是歷史上被稱為“土木之變”的著名戰(zhàn)役。而這場戰(zhàn)爭的慘敗竟然源于一名太監(jiān)的專權，這名太監(jiān)就是明朝英宗時期的王振。

在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誤國的悲劇幾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過，明朝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歷朝歷代宦官禍國的教訓，在建國之初就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例如，規(guī)定不許宦官識字，不許兼任外臣，任職不許超過四品，并在宮門外立一鐵牌，上書“內臣(宦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間，這一規(guī)定卻被打破，宮中正式設置了宦官學校“內書堂”，選一些聰明伶俐的小太監(jiān)入堂讀書，并派大學士任教。由此，許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樂之時，替皇帝批復奏章，日久成例，稱為“批朱”。如此一來，宦官權勢得到進一步擴大，明英宗時期就出現(xiàn)宦官王振專權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縣）人，讀過私塾，略通文書。本想通過應試進入仕途、飛黃騰達，但屢試不中，便也漸漸喪失信心。中舉人、考進士這條榮身之路對他而言已經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據(jù)記載，王振因觸犯刑律而被發(fā)配充軍，正好趕上皇帝下詔“有子者許凈身入內”，王振便自閹入宮。王振知道在宮中要出人頭地就必須依附朝廷中舉足輕重的靠山。后來他成功尋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鎮(zhèn)。當時的史籍記載王振為人“狡黠”、善于揣摩別人心意。王振進宮后憑借靈敏的頭腦獲得宣宗皇帝的喜愛，宣宗皇帝很喜歡他，便任他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來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讀書。這時的太子還是個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讓太子對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稱他為“先生”。頗有心計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讀的孩子就是將來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現(xiàn)嚴肅的一面外，還竭盡全力討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討太子喜歡。本來小孩子就有很強的依賴性，朝夕相處使得太子與王振兩人形影不離，關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鎮(zhèn)繼位，是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愛的人，王振憑借與英宗的親密關系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jiān)。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僅對內黨同伐異，大耍淫威，對外也投機取巧，破壞邊防，終于招致了瓦剌貴族的進犯。

明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余人貢馬，向明朝政府邀賞，由于王振不肯多給賞賜，并減去馬價的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制造釁端，分四路進犯明邊境。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明史紀事本末》卷32《土木之變》）。大同參將吳浩戰(zhàn)死于貓兒莊。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zhèn)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

對此，諸大臣極力勸阻，但英宗還是聽信了王振的蠱惑，決定親征。經過兩天倉卒的準備，王振挾持英宗率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fā)。這支龐大的軍隊出居庸關，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一路上為狂風暴雨侵襲，兵士飽受饑冷，士氣大減，前線又時有戰(zhàn)敗的消息傳來，更使軍中一片混亂。大同鎮(zhèn)守郭敬把各地慘敗真相秘告王振，王振慌了手腳，急令班師。王振的家鄉(xiāng)蔚州（今河北蔚縣）就在撤退的路上，他為了顯示自己的威風，便邀皇帝“臨幸”他的老家。大軍剛剛出發(fā)，王振又后悔了，他想，50萬人馬經過蔚州，自己莊田里的莊稼不就全毀了嗎？于是又下令改回原路。這樣一來，也先部隊贏得了時間，漸漸逼近明軍。八月十三日，明軍退到土木堡，次日，也先也追到，并迅速包圍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一個沒有水源的地方，50萬饑渴交加的將士如入絕境。也先看到這種情況便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講和。王振信以為真，急令移營就水。這時，瓦剌騎兵突然從四面八方殺來，明軍頓時大亂，士兵丟盔棄甲、倉皇奔逃，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shù)。皇帝英宗只有下馬盤膝坐以待俘，隨行大臣大多戰(zhàn)死，明軍全軍覆沒。禍首王振早為將士們所切齒，亂軍之中，護衛(wèi)將軍樊忠用鐵錘把他捶死，并痛罵道：“我為天下誅此奸賊。”（《明史紀事本末》卷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