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塔夫理阿諾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到1837年時，事態已陷入嚴重的僵局，民眾領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羅耀·麥肯齊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約瑟夫·帕皮諾）決定使用武力。盡管戰斗在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周圍發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極態度。起義者被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其領導人逃往美國。英國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總督，并授與他進行管理和調查的一切權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個月，但他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在各省聽取了各種意見。回國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這份報告成為英帝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除了建議兩個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偉大貢獻還在于提出了允許殖民地實行"責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議：

采納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原則，并將這一原則交給代議制機構所信任的人，以促進對公共事務的處理——這種態度是明智的，然而，這種明智的態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從未得到承認。…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據在大不列顛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則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諧調。…但是，君主必須忍受代議制機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如果君主得組織與代議制機構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須同意靠代議制機構所信任的那些人來使這種政府維持下去。

德拉姆所說的責任政府制即代議制政體，指的是要讓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由來已久的沖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決。他準備允許殖民地議會擁有與英國議會所亭有的-樣多的權力，不過還有某些限制，即：帝國政府將繼續控制對外關系、管理貿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確定殖民地法規。

如果這一大膽的、前所未有的建議被早一點提出和采納，美洲殖民地可能永遠不會爆發起義。然而，甚至在1839年這份報告提出時，它還邀到了廣泛的抨擊，被認為是一份必將削弱英帝國的帶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后來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壓力很快就迫使英國政治家試驗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盡管試驗進行得謹小慎微，而且是嘗試性的，但卻立刻在英屬北美獲得成功。于是，責任政府制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并帶來了同樣的好處。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為英聯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義之后的數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礎。這就是那些起義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報告"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國家時期　一旦前歐洲殖民地贏得獨立或自治，它們便進而發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極為多樣，取決于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時期的經歷之類的因素。

美利堅合眾國　1777年的《邦聯條例》是為管理新的美利堅合眾國而準備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自由主義者的杰作；自由主義者確信：暴政和中央集權是連在一起不能分離的；民眾的自由通過權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維護。因此，十三州邦聯的創立者允許中央政府對純國家事務有管轄權，而將其他所有事務交給各州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各州保有其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國會召開時十三州邦聯設有專門授予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切權力、司法權和權利"。

這一安排并沒有給國家政府控制諸州和個人的足夠權力。這一點在1785至1787年的大蕭條時期變得很明顯；當時，聯邦政府發現它幾乎束手無策。在有些地區，失業者組織起來，向州首府挺進，通過暴力獲得救濟（如1787年馬薩諸塞州的謝司起義）。在其他州，即在下層社會控制州議會的地區，則通過了減輕債務人負擔的法律。這些發展使保守的有產業者確信，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制止"暴徒統治"。所有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費城獨立廳召開制憲會議的背景。

出自憲法大廳的那個文件是為了抑制民眾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擬定的。其主要特點是制訂了完善的制約與平衡制度。四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眾議院、參議院、總統和最高法院——將通過不同的方法被選定，它們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選產生的眾議院受制于以下幾種東西；對選舉權的限制、兩院制、總統否決權和最高法院。兩院制規定參議院可以制止過于沖動的眾議院；至于總統否決權，國會能以兩院三分之二的反對票使之無效；而最高法院則擁有對國會的司法審查權。長達十六周的辯論于1787年9月17日結束后，制憲者來到市立飯店共進在一起的最后一頓晚餐，這時，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自豪地估量他們的勞動成果。憲法將十三州聯合在一起，組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持久的聯邦政府。

制憲者規定，新憲法一旦有九個州的特別代表會議同意貫徹實行便立即生效。對參加這些會議的代表的挑選在美國歷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運動。一方是所謂的聯邦主義者：富裕的商人、律師和地主；他們能從新的政治結構中獲得最大的好處。另一方是憲法反對者：小農場主、工人和工匠；他們根本不需要一份沒給他們什么政治權力的文件。盡管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數，但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們分散、無組織、無準備。經過激烈爭論后，憲法得到批準；1788年秋，選舉產生了第一任總統和第一屆國會。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夠的國會議員陸陸續續地來到紐約，為總統選舉團一致選舉的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舉行就職典禮。這些最早的官員面臨著許多令人驚愕的問題；沒有官僚機構、沒有基金和稅收制度，沒有新政府可以用來作為根據的種種先例。然而，恢復穩定僅花費了短得驚人的時間，聯邦政府很快就發揮了作用。華盛頓總統的有力領導、戰后數年曾困擾美國的不景氣的經濟的回升和憲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見效。雖然憲法規定了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但同時，它又很有彈性，完全能適應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人權法案》就是一個較早的例子；它盡管遭到了大多數富人的反對，還是于1791年被接受。這一法案闡明了公民的若干權利，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宗教信仰和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辯護人的權利等。

開國者的一個獨特貢獻就是解決了聯邦制這一難題。他們通過使權力競爭降到最低限度這樣的方式謹慎地在國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分配政治權力。如果出現任何爭端，獨立的法院系統便采取措施作出裁決。事實上，國會依據新憲法作出的最早的決議之一就是通過了闡明聯邦法庭的職責和權力的《司法條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規定，新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隸制外，其他方面都與舊州完全一樣。這確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資格成為州時會在相同的原則和條件下加入聯邦。在這些情況下，美國不斷向西擴展疆土，從阿勒格尼山脈一直擴展到太平洋。它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大片大片的領土：通過從法國手中購進"路易斯安那購地"獲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過強占和購買從墨西哥手中獲得西南地區；通過同英國談判奪得西北地區；通過購買從俄國手中獲得阿拉斯加。在這些新地區又建起一連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個州，組成了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

拉丁美洲　國家時期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趨勢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統一。山脈和密林等障礙將一個地區同另一個地區分隔開來，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著這些地區同歐洲的聯系常常比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西班牙統治下的幾個世紀的與世隔絕因助長了分離主義傾向，也促進了分裂。個別領導人寧愿在小國中名聲顯赫，而不愿在大的聯邦中湮沒無聞，這些人的個人野心也必須予以考慮。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個殖民地這時變成了至少18個獨立的國家：過去的拉普拉塔聯邦總督轄區已變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和烏拉圭諸獨立的共和國；從前的新格拉納達總督轄區變成了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拿馬諸國，危地馬拉都督轄區分成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獨立的國家。

長期的不穩定性是國家時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個特征，它表現為政府經常因軍事政變而被推翻。相反，美國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憲法，盡管這一憲法經過多次修正。此外，美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政局比較穩定；通常由兩個政黨在通過正規選舉而當選的基礎上輪番執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個共和國自獨立以來總共采用了186部憲法，平均每個國家有9.3部。政府的興起和倒臺更是屢屢發生。的確，據說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羅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參觀費城博覽會時曾講過，這里展出的新機器雖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鐘里發生的革命比他在這里所看到的新機器還要多。

不過，幾乎所有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僅僅是名義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種能使制度發生根本變化、能使社會和政治秩序從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數所謂的"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軍事獨裁者取代另一個軍事獨裁者，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秩序。這種軍方對政治事務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存在的明顯的階級差別和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冷淡態度或抵觸情緒，因此，這種干涉使少數富有的地主和高級軍官能象做游戲一樣地操縱政界。一批批軍事和文職領袖相繼執政，他們幾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國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魯80%以上的總統是軍人，厄瓜多爾的軍校就教導學生："軍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獲得共和國總統的職位"

加拿大與拉丁美洲和美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世紀期間英國殖民地在維持與帝國的關系的同時逐漸贏得了自治。如前所述，這一獨特發展的基礎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責任政府制的原則。這個觀念太新、太激進，不能馬上為人們所接受，但是，英國政府的確迅速實行了他的將兩個加拿大重新聯合起來的建議。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規定，加拿大聯合議會由上院和下院組成；上院由總督任命，是終生的，下院在相當廣泛的選舉權的基礎上選舉產生。行政部長將由總督選拔，這使總督能任命屬于下院中多數黨的那些人，從而建立責任政府制。

好幾年中，英國政府不愿冒險嘗試。1839年，殖民大臣約翰·羅素伯爵指出了他認為責任政府制不可能實行的原因："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總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時，又得到他的行政議會的勸告，而這兩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從來自英國的命令，立憲責任之類的事就會徹底失敗；但是，如果他聽從其議會的勸告，他就不再是一位從屬的官員，而是一位獨立的君主。……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納[責任政府制]原則時所難以逾越的障礙。"羅素伯爵說，擺脫這種僵局的方法是雙方"采取明智的節制態度。總督必須只反對議會的極大地影響女五名譽或帝國利益的請求；而為了協調一致，為了虔誠地依附大不列顛的權力，議會必須準備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這一妥協方針在實際中證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總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實行責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勛爵察覺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責任政府制的實施。他在給新斯科合總督的命令中大膽宣布："……讓上院長期阻撓輿論所要求的、議會的民眾部門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過，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屬殖民地繼續維持與居民意見相違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會令人滿意；對于這一點，無論怎樣明確承認也不為過。"

于是，責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隨即在加拿大得到實施，從而成功地證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見之明。施行責任政府制幾年后，加拿大總督下結論說："我已有這樣一種想法：在北美大陸這塊土地上，在共和國美國面前，維持同英國的關系和英國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國的制度的話。當信仰是真誠的時候，它始終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給了最驚人的頌辭。他在經過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園時說道："如果我1837年時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時見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們也許會犯下什么錯誤，我會一想到那種造反的念頭就不寒而栗。"

如此，在英國與其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系上開始了一場徹底的革命。由于責任政府制原則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國轉變成直至今天仍很繁榮的持久的英聯邦。

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聯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獨處，加拿大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1867年加拿大聯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廣大地區及其未經勘探過的資源正有待于開發，這是加拿大的責任。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而來的是美國愛國狂的大國沙文主義的雄辯，他們把眼光貪婪地盯著北面的英屬殖民地，因此，統一不僅保證了經濟上的利益，而且保證了軍事上的安全。在經過極短時間的討論之后，加拿大政治家們一致達成聯合協議，1867年7月1日通過《英屬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領。在以后的幾十年中，自治領象美國那樣將領土向西擴展到太平洋。馬尼托巴、不列顛哥倫比亞、阿爾伯達和薩斯喀徹溫分別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為自治領的省份。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其時，類似的發展正在歐洲人移居的帝國的其他地區出現。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當時，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組成的遠征隊從英國到達這里。由于失去了十三個殖民地，澳大利亞使被選作新的罪犯傾倒場。到1793年時，自由移民開始到達此地，并在今昆士蘭、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乃至遙遠的西澳大利亞建立了殖民地。

與此同時，成群的捕鯨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動身到更加遙遠的新西蘭諸島去，至1792年，他們已屢次到達那里，盡管當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亞人比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先進、好戰得多。到1839年時，新西蘭已有2，000移民，于是，倫敦正式宣布它為英國的領地。隨后幾十年中，殖民者接連不斷地從英國來到那里，而這主要是由于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活動；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發起者，曾創辦土地開發公司，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輸送了相當多的移民。

至19世紀中葉，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大部分沿海地區扎下根來，而且，由干這些殖民地人口日漸增加、局勢日趨穩定，它們開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要求自治的騷動愈益頻繁，正如早些時候加拿大的情況一樣，但是，加拿大的先例這時卻圍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輕易獲勝的模式。1850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澳大利亞殖民政府法案》，授權各殖民地組成它們自己的議會、確定選舉權、修改它們的憲法、規定自己的關稅等，但所有這些須經女王批準后才能生效。不過，若依照在加拿大經過試驗并得到證實的程序，女王的批準隨時可得。同樣，在新西蘭，1852年也通過了一項法規：建立六個擁有較大的地方治理權的省份和一個實現地方的種種目的的大議會。四年后，責任政府制在新西蘭得到正式批準。

將澳大利亞六個互不相連的殖民區統一為聯邦這一最終任務的完成在澳大利亞比在加拿大更為容易，因為這里不存在擴張主義鄰國的壓力。但到19世紀末時，即使與世隔絕的澳大利亞也感到了外界影響的拉力。外來國家正吞并著澳大利亞人認為在他們的保護范圍之內的太平洋諸島嶼。另外，亞洲人遷入的問題也被認為是對澳大利亞白人霸權的威脅；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決表明，各殖民地絕大多數人都贊成聯邦。190o年，英國議會通過一個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亞聯邦正式出現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蘭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時卻歸英國人統治。荷蘭的農場主，即他們自稱的布爾人，是一批頑強的、難以對付的家伙，他們要求的僅僅是聽任他們在遼闊的內地牧放牲畜，象過去的族長那樣統治他們的家族和土著奴隸。當英國人干涉布爾人對土著的所作所為時，布爾人便開始了1836年的大遷徙。一些人移居奧蘭治河那邊的地區，另外一些人則越過瓦爾河繼續向前推進。但英國人繼續要求對布爾人的統治權，并在東海岸的納塔爾建立了一個由英國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開普殖民地獲得了代議制機構，不過，責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采納；而納塔爾到1893年時才達到相同的階段。這兩個地區之所以被耽誤下來，很大程度上由于土著的人口優勢；土著的待遇是帝國政府所關心的事情。此外，兩個白人民族即布爾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摩擦繼續存在。從某一點上說，問題似乎已通過。布隆方丹協議，（1854）得到解決；在此協議中，英國人接受奧蘭治河為他們的北面邊界，并承認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這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但是，1871年，在奧蘭治河北面的金伯利發現金剛石礦；到1890年時，大約開采了六噸金剛石，價值3，900萬英鎊。同樣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蘭士瓦南部發現金礦。4年內，45o家公司相繼成立，資本總額為110萬英鎊。

如此巨大的財富自然吸引采礦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來，這轉而又導致了使《布隆方丹協議》過時的糾紛。一方面，布爾人憎恨入侵者，企圖限制他們的特權，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正遭受著不顧《布隆丹協議》中所承擔的義務、去吞并礦藏豐富的地區的強大壓力。擴張主義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傳奇人物塞西爾·羅得斯；他的一生從當一個身體虛弱的移民開始，以帝國主義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終。同早些時候的征服者一樣，他以極端殘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剛石產地，然后在金礦礦山中積聚起巨大的財富。但是，對羅得斯來說，財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大目標——擴大英帝國統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夢想——全歸英國所有"，當他在金伯利還是個小伙子時常向北朝著遼闊的非洲內地揮舞著手這樣說道。

發財之后，他進入政界，成為開普殖民地的總理，然后，開始為實現他的夢想而制訂計劃并采取行動。由于倫敦政府猶豫不決，有些人接受羅得斯的計劃，有些人則予以強烈的反對，羅得斯決定用暴力手段強行解決爭端。1895年，他為一場反對德蘭士瓦總統保爾·克留格爾的革命提供資金，并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導下，組織了對德蘭士瓦的襲擊。但革命和襲擊都失敗了，羅得斯不得不辭去總理職務。然而，這些事件進一步惡化英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的關系，直到最后即1899年使全面戰爭爆發。

布爾人憑借游擊戰術使戰爭拖延了三年，并迫使英國人調動了30萬軍隊來對付60000至75000布爾人。最后，布爾人不得不簽訂了承認英國的宗主權的《弗里尼欣和約》（1902年），但作為回報，他們也得到許諾，一旦情況允許，即可成立代議制機構。起初，英國人不愿讓一個最近一直在為完全獨立而斗爭的民族實行全商責任政府制，但1905年執政的自由黨新政府決定采取安撫與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河殖民地都獲準實行全面責任政府制。次年，這兩個殖民地同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一起為成立聯邦開始談判。一個憲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國議會將其編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開始生效，南非聯邦成為英國自治社區的成員。

結論顯而易見，歐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的差異非常明顯，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政治領導人發覺自己在領導一個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團及大城市領導機關的平衡頗不穩定的美國政黨，他會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對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連不斷地出現的種種憲法和形形色色的軍事首腦，他會更為手足無措。然而，在這些明顯的差別之下，由于所有這些政治制度都源于歐洲這一共同發源地，產生了某些潛在的類似點。這一共同起源解釋了各種法典——美國和英國自治領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羅馬法典——的相似之處；它還解釋了信奉立憲制度這一點，盡管嚴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下）

三、經濟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　經濟領域的歐化同政治領域的歐化一樣十分普遍。就歐洲諸列強來說，起初他們的經濟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們都信奉使殖民地經濟從屬于母國經濟的重商主義原則。下面這一命令是1763年倫敦下達給魁北克總督默里的，它與其他無數個由巴黎、馬德里或里斯本發出的有關這一問題的命令沒有任何差別：

……我們的明確的愿望和意志是：你們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們最不愉快的痛苦，對任何一個或幾個建立任何制造業和從事任何貿易的法律表示贊同，這類法律對這個王國是有害的、不利的；你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阻止、反對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制造業或確立上述貿易的企圖。

盡管有這一共同的重商主義背景，歐洲各殖民地不久便發展了獨特的經濟；這些經濟不僅不同于歐洲的經濟，而且它們彼此間也互不相同。我們將看到這種多樣性起因于幾大因素，其中包括諸母國經濟發展的不同和諸殖民地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節所述，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既決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銀和土著勞力這一點（金銀和土著勞力是英屬美洲和法屬美洲所缺乏的），又決定于以非洲奴隸勞力為基礎的單一經營的種植園的發展，還決定于伊比利亞諸國的經濟落后（這種落后還傳給了它們的殖民地）。最終結果是，拉丁美洲從未取得格蘭德河以北地區所特有的平衡的經濟發展，相反，卻長期從屬于西北歐，后來又從屬于美國。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的經濟史與拉丁美洲的經濟史根本不同，因為那里缺乏土著勞力資源和貴金屬。這種情況迫使英國和法國移民自己勞動，根據可得到的自然資源來發展某種可行的經濟。巴黎和倫敦政府從一開始起就都試圖以傳統的方式影響其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在圣勞倫斯河兩岸，法國人建立了以法國封建制度為模式的莊園制。居民必須以金錢和勞動的形式向其莊園主納稅。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英國試圖強行建立各種僵硬的經濟制度。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設立了與現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資金由股東們籌集，公司向股東們保證將按他們的投資額分紅。弗吉尼亞公司著手建立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到弗吉尼亞來的人沒有一個人私下擁有土地，每個人都為公司工作。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都存放在一個公共倉庫里，人們只能從公司的這個倉庫里領取所需要的東西。

這些規定和限制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證明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為不滿的移民所依靠。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樣，依靠母國提供封建的"監護征賦制"這種獎品，因為要實行"監護征賦制"，就必須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勞力。居民的確要向莊園主納稅，但這些稅比法國通常的賦稅較得多。教會力圖征收居民所獲產品的十三分之一作為什一稅，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當局為防止青年人逃走、為防止他們成為非法的毛皮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誘惑和有利可圖的毛皮貿易面前失敗了。因此，新法蘭西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大多數人經營自給自足的農業，少數人從事毛皮貿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諸公司不能長期控制它們的移民。弗吉尼亞一位總督報告說，當他到達這里時，他發現人們"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動"。在土地比勞力充裕這一事實的激勵下，英國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經濟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環境決定了農業這一型式和農業的成功，大多數人必須致力于農業。

在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們發現這里最好的作物是煙草、稻米和靛藍。在中部殖民地——賓西法尼亞、新澤西、特拉華——谷類作物生長得很好，因此這個地區很快成為諸殖民地的面包籃。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也曾轉向農業，但漫長的冬季和多巖石的土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因此，他們只得從事其他職業，主要是漁業、航運業和制造業。

于是，我們看到，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比拉丁美洲的經濟遠為多樣化，而且更有生氣，因為那里的土著勞工被抑制在僅能勉強生存的水平上，并沒有成為當地經濟的基礎。在十三個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兩岸的一系列工廠以及靠槍和斧頭在荒原上建立家園、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線不斷向西推進的邊疆開發者代替了用同樣的工具和技術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農奴和非洲奴隸。

革命時期　十三個殖民地　正因為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如此生氣勃勃，它才同母國發生了糾紛，使英國難以控制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難以使其從屬于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新英格蘭的制造業和航運業就同重商主義的法規如《航海法》相抵觸；1763年取消法屬殖民地之后，英國政府開始對違背其法令的行為采取嚴厲措施。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發生糾紛，他們禁止移民超過阿巴拉契亞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聲抗議這些限制，最后，他們訴諸武力。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一場爭取政治獨立的斗爭，而且是一場爭取經濟獨立的斗爭。

為了既滿足以前由英國人提供各種物資的市民的需要又滿足美國軍隊的需要，戰爭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業大大發展。美國的航運業在獨立戰爭期間擴大了，并轉變成一支臨時的海軍；在贏得獨立之后，它繼續以擴大了的形式發展。美國船長們在和平條約簽訂才幾年時就開始了同加利福尼亞和中國的極為有利可圖的貿易。獨立戰爭對仍為絕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州法令這時廢除了陳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這類制度體現在為使土地貴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長子繼承權和限定繼承權的法律中。大地產，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給了農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土地則作為居留地向邊疆居民開放。生氣勃勃的美國經濟以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個大陸和海外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