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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又落空的感覺，沒有人比蔣明箏更熟悉。那種感覺，像潮水，一次又一次，在你剛剛踮起腳尖以為能觸碰到岸邊時，又無情地將你卷回更深的冰冷與窒息。次數多了，身體和心便都學會了自動防御。她早已無師自通，習得了一項近乎本能的生存技能——停止期待。

就像此刻，她坐在觀光纜車的最后一排，車廂微微搖晃，腳下是繁華都市縮略的景觀。指尖在手機屏幕上滑動，搜索詞條，彈出結果——連嘉煜，簽約公司：融策娛樂。經紀人：張芃。

沒有震驚，沒有憤怒，甚至沒有太多波瀾。那張清麗而略顯疏離的臉上，沒什么多余的表情，只有眼睫幾不可察地微微垂了一下，隨即恢復平靜。她甚至還能側過頭，用和平時無異的語氣，和坐在身旁的Emma聊起下午參觀的某個技術細節，聲音平穩，邏輯清晰，仿佛剛才看到的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路人信息。

說實話，她恨過張芃。

在那個被拋棄的黃昏，在那之后無數個孤立無援、恐懼著高玉龍會不會突然出現的日夜，那股恨意曾像野草一樣在她年幼的心底瘋長。恨他的承諾如此輕易，恨他的背影那樣決絕，恨他給了希望又親手掐滅，讓她和于斐重新墜入更深的黑暗和不確定性中。

可人總要長大。長大就意味著，你開始被迫用更復雜、更現實的眼光，去審視過去那些被情緒簡單定義的愛恨。后來她明白了，這種“恨”，太沒道理，也太奢侈。

張芃是誰？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個來去匆匆的“城里貴人”。他沒有義務為她的人生負責。在那種情況下，他愿意為了她和于斐，去越級請示，去努力周旋，甚至試圖對抗背景深厚的華懿和高玉龍，這已經超出了“善良”的范疇，近乎一種不自量力的“仁至義盡”。他甚至，在自身難保、倉皇離開時，還記得將他身上所有的現金——那皺巴巴的兩千零叁十八塊，有整有零,全部塞進她破舊的書包里。

那筆錢，是扎扎實實的救命稻草。靠著它，她和于斐在張媽媽和志愿者阿姨們的暗中幫襯下，在仁心孤兒院最后那幾年搖搖欲墜的時光里，竟比院里其他沒有著落的孩子，過得稍微“寬裕”了些。至少，偶爾能吃上一頓帶肉的菜，能在冬天來臨前，給于斐添置一件不那么單薄的舊棉衣。錢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它確實撐住了一點尊嚴，也緩沖了最直接的生存壓力。

再加上，她蔣明箏足夠聰明，也足夠拼命。她知道，讀書是她和于斐唯一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機會。張媽媽心疼她，那些來來去去的志愿者姐姐阿姨們也心疼她，她們總是“恰好”多帶一份文具，“偶然”留下幾本舊輔導書，或是“順手”在她熬夜看書時，給她留一盞不被院長發現的小燈。她們的善意，像細碎的星光，照亮了她逼仄的成長之路。

她很爭氣，以全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考上了京州大學。那是她第一次，用實打實的分數，觸碰到“離開”的可能。縣里一位負責對接的年輕女干部，偷偷塞給她一個厚厚的信封，里面是嶄新的五千塊錢。那姑娘眼睛亮亮的，又帶著點孤注一擲的緊張，小聲說：“明箏，拿著，去京州。你的獎金本來有十萬，但我……我只能幫你爭取到這些。別問，快走，別回頭。”

蔣明箏后來才知道，那十萬塊“狀元獎金”早就被層層盤剝，不知落入了誰的口袋。那位姐姐拼上自己安穩的工作和前途，為她硬生生“搶”回了這五千。五千塊，不多，但足夠支付她和于斐去京州最初的車票、房租和基本開銷。那是她接過的，最滾燙、也最沉重的一筆錢。

這二十七年，她吃了很多很多苦。但她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純粹到讓她鼻酸的好人。縣政府的姐姐是，張媽媽是，那些連名字都沒留下的志愿者阿姨姐姐們是，甚至……張芃亦是。他或許力量微薄，中途退場，但他給出的那點努力和那筆錢，在那個特定的時刻，確實是落在她生命里的、帶著溫度的重量。

在張芃離開后的第五年，仁心孤兒院因為資金和種種問題，實在運營不下去，瀕臨倒閉。是張媽媽，還有那幾個早已離開、卻又聞訊趕回來的志愿者阿姨，硬是咬緊牙關，東拼西湊，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和難以想象的毅力，撐住了院里她們被剩下的九個孩子的基本生活。后來，孩子們一個個長大，離開，自謀生路，最后只剩下她和于斐這兩個最大的“拖油瓶”。可即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張媽媽和阿姨們也從未說過一句“放棄”。

她們讓她讀書，堅信“讀書能改變命運”，哪怕為此要承受更多非議和壓力。她們用自己瘦弱的肩膀，為她搭起了一架搖搖欲墜、卻始終沒有徹底塌掉的天梯。

蔣明箏的確憎恨這個不公、勢利、階級分明的世界。但當她終于拿到京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坐上那趟轟隆隆駛離陽溪的綠皮火車時，望著窗外飛速倒退的、她生活了十一年的貧瘠土地，心里涌起的，除了對新生活的忐忑，更多的是感恩。

感恩這個落后、偏遠、甚至地頭蛇橫行的小縣城里，竟有那樣一群傻得可愛的阿姨和姐姐，用她們全部的溫暖和力氣，死死拖住了她骨子里的“自私”，讓她沒有在現實的淤泥里徹底沉沒。

是的，自私。

從很早起，蔣明箏就知道自己是“自私”的。

在仁心，她不該學習那么好，不該那么拼命地讀書，試圖抓住那根名為“高考”的救命繩索。她應該像院里其他七個孩子那樣，早早“識時務”，放棄學業，離開孤兒院，去縣城或更遠的城市打工，或者找個差不多的人嫁了，組成一個或許依舊艱難、但至少“正常”的家庭。怎么都不該像個甩不掉的包袱，一直“賴”在早已不堪重負的孤兒院，拖著張媽媽和阿姨們，像個水蛭一樣，趴在她們日漸佝僂的脊背上“吸血”。

可她不甘心。

她不甘心自己和于斐的人生，就這樣被框定在陽溪的方寸之地，被釘死在“孤兒”、“傻子家屬”的標簽上。她要往上爬，哪怕背脊被戳穿，哪怕被罵作吸血鬼、水蛭，她也要帶著于斐，從這片泥沼里掙出去。她蔣明箏的人生，絕不止于此，絕不委身于命運這荒唐的安排。

甚至在拿到通知書后，她都還曾陰暗地幻想過，會不會有人突然出現，調換她的成績，頂替她的名額，奪走這唯一的生機。可張媽媽、那位縣里的姐姐、還有所有知道內情的阿姨們，比她想象的更為周全，更為決絕。她們用各自的方式，沉默地、卻又無比牢固地，為她守住了那張薄薄的、卻足以重啟命運的紙。

她是最后一個離開仁心的人。但離開前，在破敗卻打掃得干干凈凈的孤兒院院子里，一場簡陋到寒酸、卻又鄭重無比的“升學宴”悄然舉辦。那七個早已散落天涯、為生活奔波的孩子，不知從哪個角落得到了消息，一個個風塵仆仆地趕了回來。他們帶來了水果、廉價的糖果，還有被汗水浸得有些發皺的紅包。

他們圍著她，拍著她的肩膀，用當年在院里斗嘴時的稱呼叫她，語氣兇巴巴，眼眶卻通紅：

“蔣水蛭，吸了我們這么多人的血，上了這么好的大學，以后可得活出個人樣來啊！聽見沒，大狀元！”

“就是！別給仁心丟臉！別給張媽媽和我們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