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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相冊被緩緩推到我面前，牛皮紙的沙沙聲在暴雨的背景音里顯得格外干燥、脆薄。揭開最后那層粗糙的包裝，露出來的是一抹令人心驚的猩紅。那是一本大開面的相冊，封面包裹著一層厚實的天鵝絨，曾經或許是鮮艷的酒紅，但在南洋濕熱的空氣里浸淫了三十年，如今已經氧化成了某種接近凝固血液的暗褐色。絨面上沒有任何燙金的字樣，只有一個個被手指長期摩挲后留下的、倒伏的光斑，像是一塊被無數人撫摸過的墓碑。

少爺的手指在那層絨面上停頓了許久，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沒有立刻翻開，像是在確認某種封印是否完好。空氣里那股霉味更重了，混合著相紙特有的銀鹽氣味，像是一扇通往舊地窖的門被突然打開。

第一頁翻開，沒有預想中的大合照，只有一張單人像。照片占據了整個版面，黑白顆粒細膩得驚人。那是一個站在后臺化妝鏡前的側影。鏡前燈的強光打在那個人的臉上，將輪廓切割得如同象牙雕塑般鋒利。那人正微微仰著頭，手里拿著一支眉筆，眼神卻透過鏡子的反光，直直地刺向鏡頭。那是一種混合了挑釁、自戀與無限期許的眼神，仿佛篤定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等待她的登場而存在的。

那是阿樂。不是此刻躺在床上那堆枯朽的爛肉，也不是一具需要依靠藥物維持人形的皮囊。照片里的她，皮膚緊致得像是一層上好的綢緞，眼角的線條飛揚跋扈，嘴唇微微張開，似乎下一秒就要吐出什么刻薄又迷人的句子。她美得甚至帶有某種侵略性，那種生命力透過泛黃的相紙撲面而來，燙得人眼眶發熱。

“我想給她拍張好的，一直在找光。”少爺的手指輕輕滑過照片邊緣，“那天她在試那個《貴妃醉酒》的妝，我剛舉起相機，她就看過來了。她說，‘少爺，別拍了，省點膠卷拍拍你的大好河山吧’。我沒聽，按了快門。”

他頓了頓，指尖停在照片旁邊的空白處。那里空蕩蕩的，只有歲月的黃斑。

“本來這里該有張合照的。”他的聲音里沒有波瀾，像是在陳述一個早已接受的事實，“那天我也穿了戲服，想跟她湊一對。但她說不吉利。她說兩個人要是拍進了同一張相紙里，魂就被鎖在一塊兒了，將來要是分開，撕照片就是撕魂，太疼。我當時笑她迷信，現在想想，她是怕連累我。她想讓我干干凈凈地來，干干凈凈地走，別在膠片上留下什么洗不掉的污點。”

翻過一頁，那種令人窒息的驚艷感稍稍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龐雜、混亂的眾生相。這本相冊像是一個微縮的地下王國，收容了所有被陽光遺棄的幽靈。

“來，阿藍，看看這幫孤魂野鬼。”

照片背景是那種典型的九十年代歌舞廳，霓虹燈管彎彎曲曲地拼出“大世界”三個漢字，底下是一排穿著戲服的人。不是那種西式的亮片裙，而是插著靠旗、穿著蟒袍，卻露著大腿的怪樣子。

“這是十年前，大概九五、九六年的樣子。那時候南洋這塊地界，邪門得很。內地剛開放沒多少年，有錢人跟蝗蟲似的往外跑，臺灣的、香港的、還有剛富起來的大陸客，一船一船地來芭提雅找樂子。這邊的老板精啊，一看是中國客，立馬把原來的那些麥當娜、夢露都撤了，說要搞‘中華文化’。文化個屁，就是把京劇、越劇那些行頭扒下來，套在人妖身上，唱兩句《貴妃醉酒》，再撩個大腿，這就叫文化了。”

少爺點了點照片最中間那個，“你看這個，這個叫‘貴妃’。福建人，偷渡過來的。在老家是唱高甲戲的，正經坐科出身。來了這邊，老板讓他唱黃色小調，他不肯。老板就餓著他，餓了三天，給了一碗豬腳飯。他吃完飯，抹抹嘴，上臺就唱了首《十八摸》。唱得那個好啊，身段那個軟啊，把臺下幾個溫州老板看得眼珠子都直了。下了臺，他蹲在后門口吐，吐完了跟我要煙抽。他說：‘少爺，我這輩子算是把祖師爺的臉都丟盡了。’我說你活著就行，祖師爺又不給你飯吃。后來他跟了個爛賭鬼，把攢的錢全輸光了，最后是在湄南河里撈上來的，泡得像個發面饅頭。”

翻過一頁，是一張黑白的抓拍。

一個瘦得像猴一樣的男孩子，穿著那種老式的兩道杠背心，蹲在路邊吃一碗湯粉。他腳邊放著一個書包，還有一雙用報紙包著的紅色高跟鞋。

“這是小林。那年才十六，還在讀華校。白天是好學生，戴個眼鏡，斯斯文文的。晚上放了學，跑到場子里，把眼鏡一摘，高跟鞋一穿，就成了‘林妹妹’。他跟我說，他想攢錢去新加坡讀會計，說只要拿到那個什么證，就能去大公司坐寫字樓，不用再被人摸屁股了。這孩子省啊，一碗粉都要分兩頓吃。那雙高跟鞋是他媽留下的遺物，跟都斷了，他舍不得買新的，用膠布纏了一圈又一圈。后來呢？呵，后來有個船員看上他了，說帶他去新加坡。他高興壞了，背著書包就跟著走了。結果被人賣到了漁船上，供那幫漁民玩了一年。回來的時候，人已經廢了。書包沒了，高跟鞋也沒了。他開始打針，打那種最便宜的激素，把自己催得像個氣球。他說：‘少爺，我不學會計了，那賬太難算了，還是算算怎么死比較快吧。’死的時候才十九歲，打針打死的，血管硬得針頭都扎不進去。”

少爺一邊說，一邊翻。每一頁都是一個人，每一張臉都是一個故事。照片越來越多，像是一條流淌著脂粉與淚水的河流。

有一個在后臺給孩子喂奶的男人——那是個被遺棄的混血嬰兒，他撿回來養，用還沒卸掉的長指甲小心翼翼地托著奶瓶，那畫面詭異又圣潔，像一尊涂脂抹粉的男觀音；有一個在街頭賣炒粿條的小販，妝容精致得像個妖精，手里卻熟練地顛著沉重的大鐵鍋，胳膊上全是熱油燙出的疤痕，他用這些疤痕換來了供養家里三個弟弟讀書的學費；還有兩個躲在后臺幕布后面接吻的年輕男孩，一個穿著女裝，一個穿著男裝，眼神里透著一種末日般的決絕，仿佛這一吻之后就是洪水滔天。

“這個，賣炒粿條的阿財。為了供三個弟弟讀書，把自己閹了進宮（進人妖場子）。弟弟們出息了，嫌他臟，不認他。他就在街頭炒粉，一邊炒一邊哭，眼淚掉進鍋里，那粉特別咸。”

“這個，‘大姐頭’。其實是個男的，但在后臺比誰都像媽。撿了個不知道誰扔的野種，天天抱在懷里喂奶粉。那孩子長大了，偷了他的錢跑了，他氣得腦溢血，癱在床上，還得靠阿樂那幫老伙計輪流去給他翻身。”

少爺的手指略過了剛才那幾頁，翻到了一張黑乎乎的照片。那是在停電的后臺拍的，幾根蠟燭的光照著一張涂滿了白粉的臉，那張臉正在笑，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手里還抓著一只死老鼠。

“這是‘瘋貓’。本來是個好好的大學生，學建筑的。九七年那會兒，金融風暴，家里破產了，老爹跳了樓。他跑來南洋躲債，結果被人騙進了地下斗獸場。不是那種斗雞斗狗，是讓人跟人打，穿著比基尼打。他打贏了，老板賞他一口飯；打輸了，就得去陪那些贏了錢的賭客。他后來瘋了，覺得自己是只貓。不上臺的時候，他就蹲在房梁上，誰叫都不下來。抓老鼠吃，生吃。他說老鼠肉是甜的，比人肉干凈。前年死在下水道里，被人發現的時候，尸體都被真老鼠啃得差不多了。”

少爺的手指停在了一張照片上。那是一張側影，一個年輕人靠在后臺的柱子上，手里拿著一本破破爛爛的書。

“這是阿文，文青，喜歡寫詩。寫的都是些狗屁不通的句子，什么‘我的靈魂是濕的’，‘月亮是爛掉的橘子’。他跟個法國游客談戀愛，那個法國人說帶他去巴黎出版詩集，他信了，把自己攢的錢全給了那法國人，讓人家去買機票，結果那法國人拿了錢就消失了。阿文在機場等了三天三夜，回來后把詩稿全燒了。現在在唐人街賣豬肉，殺豬的手法比誰都利索。”

再翻，是一張讓人看著心里發毛的照片。

一個男人，胖，很胖，肚子像口鍋一樣扣在身上。他全身上下掛滿了佛牌，脖子上、手腕上，甚至腰帶上，叮叮當當掛了幾十個。

“‘佛爺’。信佛信魔怔了。他覺得自個兒這輩子投錯胎、做人妖是遭報應，所以拼命求神拜佛。他養小鬼，供古曼童，每個月賺的錢全拿去買這些泥塑木雕。他跟那些小鬼說話，問它們：‘爸爸下輩子能投個女胎不？’、‘爸爸什么時候能發財？’。后來有一次，后臺失火。大家都往外跑，就他往里沖，去搶他那些佛牌。火滅了，人也熟了。手里還死死攥著個被燒焦的古曼童。你說這佛祖要是真有靈，怎么就不拉他一把呢？”

少爺嘆了口氣，翻到一張彩色的。色彩很艷，是個婚禮現場。

新娘穿著潔白的婚紗，頭紗蓋著臉，手里捧著花。旁邊的新郎是個只有半截身子的殘疾人，坐在輪椅上。

“這是‘小蝴蝶’。咱們這兒最渴望結婚的一個。他每回談戀愛，都跟人說：‘你要娶我啊，一定要娶我啊。’談了十幾個，沒一個成的。最后這個是個越戰老兵，兩條腿都被炸沒了，靠賣私煙過日子。小蝴蝶不嫌棄，說只要是個男人，只要肯給他戴戒指，他就嫁。這場婚禮是我們給辦的，就在金粉樓的大堂。那是小蝴蝶這輩子最美的一天。可惜啊，好景不長。那老兵是個變態，沒了腿，就在床上折磨人。他拿煙頭燙小蝴蝶，拿皮帶抽。小蝴蝶忍著，不敢跑，半年之后，小蝴蝶死在床上，是被活活掐死的。那老兵說：‘我不想活了，但我舍不得他，帶他一起走。’”

下一頁，一個看起來只有七八歲的小男孩出現在我眼前，穿著大人的高跟鞋，抹著鮮紅的口紅，正對著鏡頭比劃著蘭花指。眼神里透著一種令人心碎的早熟和嫵媚。

“這是‘小九’。是在后臺長大的孩子。他媽是個舞女，生下他就跑了。他是吃百家飯長大的。這幫人妖姐姐們疼他，但也不懂怎么教，就教他怎么化妝，怎么拋媚眼，怎么討好男人。小九聰明，一學就會。八歲就能上臺替人走場。我們都說這孩子廢了，這么小就入了道。果然，十二歲那年，他被一個戀童癖的外國老頭帶走了。那老頭給了班主一筆錢，說是帶去美國收養。那是收養嗎？那是當玩物養。五年后，小九回來了。一個人回來的。帶著一身的艾滋病。他才十七歲啊，瘦得像把柴火。他回來找我們，說：‘我想死在家里。’他在后臺的角落里躺了三個月，最后爛得連骨頭都黑了。”

“還有這個，‘啞巴’。真啞巴，不會說話。但他耳朵好使，會彈琴。什么曲子他聽一遍就能彈出來。他在場子里彈鋼琴，彈得那個悲啊，能把客人的眼淚都彈出來。有個日本客人看上他的手藝，想帶他去日本演出。但他不走。為什么？因為他守著一個人。守著那個‘貴妃’。貴妃瘋的時候，啞巴就給他彈琴聽。貴妃死了，啞巴就不彈了。他把鋼琴蓋子一合，拿錘子把自己的手指頭一根根砸斷了。他說——他在紙上寫的：‘知音死了，留著手也沒用。’”

少爺翻過一頁，是一張兩個人的合影。